单纯的我

抗战前陕西棉花产销合作

徐 畅

 （山东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山东济南  250100）

 [摘  要]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前期实行统制经济和救济农村金融的背景下，国民政府和各省政府、社会团体、银行机构以及一些大学在西北、华北、华中地区广泛开展了棉花产销合作运动，陕西棉花产销合作是其中办理较早、规模最大、成绩较好的地区。由于各方的努力，陕西棉花产销合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棉花品种得到改良，棉田面积扩大，棉农因此获得了一定的利益，但棉花产销合作也存在诸多缺陷，面临许多困境，前景仍然十分艰难。
[关键词]陕西；棉花产销合作；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中华农业合作贷款银团"

On the Cotton Producing and Selling Cooperation
in ShanXi Province Before the Anti-Japanese War
Xu Chang
（The college of history and culture，Shandong University，Shandong  jinan，250100）
Abstract: In the early 1930's,under the background that government implemented monopoly economy and relieving country finance, the government、social organization and banks launched  cotton producing and selling cooperation in the Northwest 、the North and the middle of China. At the same time, the cooperation in ShanXi province was earlier than others, it's dimension was biggest and it's achievement was the best among the cotton cooperatives in China. Thanks to the efforts of all the organizations, the cotton cooperation in ShanXi province obtained some definite achievements, the cotton seeds improved and the acreage of cotton field enlarged.  Thus, the farmers obtained definite benefits. But the cooperation had a lot of shortages and also faced serious difficulties, it's foreground was still quite hard.
Key words: ShanXi province; cotton producing and selling cooperation;
the Shanghai commercial saving bank ;the Chinese agricultural cooperative loan banks

棉花产销合作是抗战前中国农村合作运动中的一个突出现象，而陕西棉花产销合作又是其中办理较早、规模最大、成绩较好的地区，深受社会各界的关注。但是，迄今为止，尚无文章和专著论述，本文拟对此作初步探讨，以深化二三十年代中国农村合作运动研究。

一   缘起与发展
受1929－1933年世界经济大危机的影响，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前期中国农村爆发了空前的经济危机，其重要的特征之一就是农村金融枯竭和都市资金膨胀。为了解决银行资金出路和救济农村破产，在各级政府的倡导下，银行资本纷纷向农村扩张，举办各种形式的农村贷款，通过合作组织向农村输入资金，陕西棉花产销合作运动就是其中较为成功的事例。
1931年李仪祉担任陕西省建设厅厅长后，鉴于陕西是中国重要的产棉地区，棉花对农家经济尤为重要，但是，由于棉花品种退化，不仅产量不丰，而且品质低劣，农户植棉收益每况愈下，于是决定扶植棉植业，并首先从改良棉花品种着手。是年，建设厅从中央大学郑州棉作实验场购买50担脱字棉棉种在陕西各县实验场繁殖。次年陕西省立农棉实验场等机构又购买120担，经过繁殖，良有成效，建设厅准备在陕西棉区大规模推广[1] (第9页)。1933年恰逢西北农工改进会拟在泾惠渠流域办理棉花生产运销合作社，经双方商洽，决定以即将成立的合作社所在区域为改良棉种推广模范区。
1930年冬华洋义赈会与陕西省政府联合，在陕西著名的产棉地区泾阳县修建泾惠渠，次年6月完成干渠，1932年泾惠渠基本凿成。泾惠渠的完工极大地改善了泾阳县棉花生产条件，这就是棉花产销合作社首先在泾阳县永乐店成立的原因。1933年4月20日建设厅与西北农工改进会和金陵大学在泾惠渠流域的永乐店正式成立永乐区保证责任棉花生产运销合作社，推广改良棉种，举办棉花合作运销，是为陕西棉花产销合作之嚆失[2] (第1页)。
1932年陈公博担任实业部部长后，极力提倡统制经济，棉花生产和运销是计划实施统制的重要内容之一。1933年在实业部指导下，棉业统制委员会成立，负责全国棉花生产和运销改进工作。1934年又成立了中央棉产改进所及各级分支机构，它们与各大学和农事实验场协力推广棉种改良工作；与中央农业推广委员会及各地农业推广机构合作，推广棉花种植；与金融界联合，推广棉花运销合作[3]。
由于中央棉产改进所和陕西棉产改进所的协助与指导，以及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和"中华农业合作贷款银团"等金融机构的支持，陕西棉花产销合作社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从1933年在永乐成立第一个棉花产销合作社为肇始，1934年陕西棉花产销合作社发展到16个，1935年又成立10社，共达26个[4]，农户达33654家，平均每社1294人，股金17967元，社均691元，棉田574808亩，社均2969亩，棉田占棉农农田34.8%[5]。但是，1936年棉花产销合作社下降为18社，社员18152人，棉田307523亩。1937年虽然产销社数量猛增到52社，棉田面积增加到599988亩[6] (第251页)，但社员反而减少到28100。
1935年是陕西棉花产销合作社的顶峰。是年，棉花产销合作社分布于关中泾、渭二河流域的长安、户县、泾阳、三原、高陵、灵潼、渭南、华县、大荔、合阳、蓝田，共11县，遍布关中主要产棉区。1936年有8个合作社因经营不善，陕西棉产改进所下令进行整顿[7]。从1936年开始，合作社的主要金融支持机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放款数量大幅减少。例如，1935年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农贷额达高608万元，产销合作贷款370万[8]，而1936年仅共贷出133万[9] (第601页)。同时，由中国银行、金城银行等10家银行组成的"中华农业合作贷款银团"农村业务趋于停滞，放款数量大大减少。陕西棉花产销合作社借款资金主要来源于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和"中华农业合作贷款银团"，由于金融机构放款数量减少，产销社失去了足够的资金支持，所以，1937年产销社数量虽然大幅增加，但总体上看，业务却没有能够获得大的发展。

二   结构与特点
中国近代农村合作社与欧美不同，它不是民间自发组织形成的，而是在各级政府、各种社团组织和银行机构的协力支持下发展起来的，所以，无论是合作社的外部结构，还是内部结构都极为复杂，这在陕西棉花产销合作社表现得十分明显。
陕西棉花产销合作社就好比温室里的禾苗，在几个"园丁"的精心培育下才孱弱地生长起来：一、西北农工改进会是陕西棉花产销合作社当之无愧的发起机构，陕西省政府和建设厅负责宏观指导和协调各个赞助机关。二、中央和地方共同组织的陕西棉产改进所具体负责召集农民组织合作社，联系金融机关借款，给农民提供优良品种和种植技术，负责合作社的内部组织和业务指导，联系棉花运销等事宜，是合作运销的实际指导和操作机关。三、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中华农业合作贷款银团"和陕西银行负责提供棉花产销贷款，尤其是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作用尤大，合作社大多数贷款由该行提供，该行农业贷款部主任邹秉文、副主任徐仲迪，不仅积极协助贷款，而且对在上海销售棉花，出力尤多，并且派员长驻合作社，处理相关事务。1935年"中华农业合作贷款银团"还在西安了设立办事处，负责办理合作社借款。四、金陵大学农学院农经系不仅提供资金，而且还提供业务指导，主任徐仲迪亲自数次到陕西指导业务，合作社第一次小麦青苗借款也经其促成，60%来自该校[2](第2页)。五、棉业统制委员会下属机构中央棉产改进所1934年在上海成立运销办事总处，1935年在西安设运销办事处，渭南设运销办事分处，与上海运销办事总处及合作社双方随时联络。运销办事总处除代理运销合作社销售棉花外，并提供棉花市价行情，将国内外花纱行情逐日报告各合作社及有关机关，此外还派员在陇海路各站与路局接洽车辆运销事宜[10] (第29页)。
陕西棉花产销合作社内部结构也十分复杂：一、名称为保证责任棉花生产运销合作社，社员应负保证责任。起初，社员责任限于所认社股之全部数额与所缴委托合作社售出货物之全部及用作青苗借款和其所借其他担保财产抵押部分[2](第2页)。后来，全省各社社员概负股金十倍至二十倍保证责任，同一组社员连环担保，负无限责任[3]。二、组织方法。以联村为范围，农民自由组合结社。每个合作社组织单位，以8至13个棉农为一小组，5至13个小组设立区协作部，再集合若干区协作部，组成一个合作社。三、合作社组织系统。社员大会为最高机关，社员代表大会代替其行使职权。社员代表大会下辖理事会与监事会，由常务理事会代替其行使职权，常务理事会下设交际、司库和文书。监事会下设社务委员会，业务经理对社务委员会负责，它下面设有总务、工务、运销、贷款和合作购买等机构。四、合作社职员。1、理事，合作社设有理事和常务理事，理事共9人，由社员代表大会选出，再从中选出5人为常务理事，并由其互相推选正副委员长各一人，其余分任文书、司库、交际。2、监事，社员代表大会选出监事7人，再由其互相推选正副监事长各1人。3、区协助部长及组长，1个村或几个村设立一个区协助部，按该社社员人数多少，规定协助员1至3人，部长1人。8至13个社员为1小组，设组长1人，负责该组社员与本社一切往来，直辖于区协助部，协助部任务为推行理监事会之决议案及传达社员各种意见于理事[2](第18页)。五、区指导所。陕西棉产改进所在合作社成立之初，经常派员到各社指导业务，但随着合作社迅速发展，现有人员不敷分配，于是1935年在合作社较多的泾惠区、省东区（即泾阳、临潼、渭南、华县）各设1个指导所，设主任、指导员、助理指导员各1人。泾惠区指导所设于三原城内，永乐、斗口、鲁桥、花源、大训、公义、广阳、枥阳、新市、交雨等棉花产销社归其指导。省东区设于渭南西关，中西、赤水、龙背、新丰、上涨、新兴、柳枝、下庙、固市等棉花产销社归其指导。其余仍归陕西棉产所直接指导[11]。六、合作社联合会。1934年各合作社成立联合办事处于西安，便于合作社间沟通信息。1935年正式成立陕西省保证责任棉花产销合作社联合会，设常务理事5人，主持会务，协调各个合作社内部关系和全省棉花产销事宜，同时合作社西安联合办事处自动解散。
与其它类型的合作社和其它地区的棉花产销合作社相比较，陕西棉花产销合作社具有很明显的特点：
首先，合作社社员人数众多。据统计，1932年全国合作社社员1至25人者占61.01%，26至50人者26.85%，51至100人者6.59%，100人以上者仅197社，占5.55%[12] (第104页)。河北棉花产销合作社社员最多者分别为768和380人[13] (第11页)，晋县和无极两个棉运社仅21和24人[14]。湖北棉花产销合作社社员人数一般在40人左右[15]，而陕西棉花产销合作社远远超过此数。永乐社最初成立时社员即达10村256户，到1935年发展到4095户，棉田面积达95264亩，最小的花源社亦达110农户（其中尚包括集团社员2个，棉田面积大），棉田面积达3077亩。1935年26个合作社平均每社社员1294人，真可谓中国合作社中的超级巨无霸。
其次，合作社地域范围庞大。合作社组织过程中，由个体农民结合成小组，由小组结合成区协助部，再由区协助部最终组成合作社，社员往往涉及几个甚至几十个村，这不仅在一般合作社极为少见，就是江苏、河北、山西、河南等省的棉花产销合作社也很少见。
最后，合作社种植棉花面积大，棉田占农户耕地比例大。到1935年，陕西棉花产销合作社棉田面积达574808亩，同年，江苏、河北、山西、河南棉花产销合作社棉田面积分别为120962、47306、62856和37729亩[16]。1935年陕西每个合作社平均棉田达2969亩，占耕地34.8%，远远高于其他省份。

三   业务与绩效
陕西棉花产销合作社最主要的业务为推广优良棉花品种和举办棉花运销，下文分而述之。
陕西棉农普通栽种的棉花有中国本土棉、美棉和大桃花。美棉即老洋花，光绪年间由天主教传教士传入陕西，占棉田面积50%；大桃花1930年由荣宗敬、穆藕初等实业家倡导传入，虽然种植面积无多，但分布极为广泛。中棉棉绒既粗且短，色相低劣，不适合现代工业纺纱织布，而且价格低贱，市场狭窄，可取之处仅其皮棉指数较高，达33%[3]。老洋花棉绒虽然较细长，但品质也严重退化，而且因为贫穷，"农民多在棉花尚未完全开放前，即将棉铃摘下，此种不良习惯，影响棉花品质甚大"，更加加剧了品质退化[17]。
为改良棉花品种，陕西建设厅和棉产改进所在棉花产销合作社采取各种措施推广优良棉种。首先，购买脱字棉种、晓字棉种、灵宝棉种，以贷款的方式分发给社员，让其种植。脱字棉绒长一英寸左右，色泽佳良，只是皮棉指数稍低，为28%，但与其他棉种比较可多产20%，而且成熟较早。晓字棉具有早熟、高产、绒长等特点，为优良棉种。灵宝棉虽系美种，但经改良，品质优于老洋花。早在1932年，建设厅鉴于农民种棉缺种，就以脱字棉种贷与农民。永乐社成立时建设厅又提供脱字棉种120担。1934年棉产改进所向建设厅借脱字棉种14000斤，约定借一还一。1935年推广脱字棉8000担，合15万余亩。其次，社员借棉籽，必须保证不同其他棉籽混杂，社员棉花收获后，轧花必须或交合作社办理或在指定轧花机关轧花，这样不仅保证了棉籽的纯洁性，而且便于集中已经推广的改良棉籽，从而加速扩大了优良棉籽种植范围。第三，1934年陕西棉产改进所成立后，该所设立泾渭、洛渭2个棉花实验场，以作实验及供给改良种子之用。1935年改进所棉田实验场面积达500亩，"足敷泾惠渠附近合作社棉田之繁殖"[10](第1页)。
在陕西建设厅和棉产改进所的推动下，合作社棉花品种得到了较大的改善。1933年在永乐等地共推广脱字棉75000亩，灵宝棉种植面积达116000亩[1]（第10页）。1934年16个棉花运销合作社改良棉花良种种植面积228836亩。到1935年合作社晓字棉种植面积近20余万亩，占合作社棉花种植面积二分之一[18]，全省脱字棉种植近40万亩，主体为合作社种植。同年，26个合作社共种植优良棉种547808亩，1935年陕西棉田面积达3657000亩，约占全省棉田面积21%。合作社种植优良棉种比例也大大提高，1935年永乐、鲁桥、花源、大训、斗口、新市、交雨、公义、枥阳、广阳、新丰、中西、赤水、龙背、上涨、下庙、蓝川等合作社脱字棉种植面积占棉田比例分别为：34%、93%、100%、68%、22%、81%、51%、38%、73%、48%、27%、50%、50%、9%、6%、32%、4%[2] (第22页)。
棉花产销合作是陕西棉花产销合作社的又一项主要业务，它包括生产和运销借款、收花、轧花、分级、打包、运销、结算等方面。
资金是合作社的血液，然而，如同其他合作社，陕西棉花产销合作社股金极少，不足以开展棉花产销业务，只有向银行借款，给合作社提供借款的主要是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和"中华农业合作贷款银团"。银行贷款有三种：一、生产贷款。1、小麦青苗贷款，5月初贷出，7月底收回，每亩棉田1至2元不等。2、棉花青苗贷款，8月初贷出，10月底收回，每亩棉田2至4元不等，水地3元，旱地2元，每人不超过100元，棉苗出土，一次发放。二、利用贷款。即合作社购置公共设备如轧花机、动力机、打包机所需贷款，利用贷款一般分期偿还。三、流动资金贷款。即从收花预付花价起至棉花销售前一切费用贷款。流动资金贷款在棉花打包、储藏时起，改称"押款"，以堆栈收据作抵押；自装车起，叫做"押汇"，押汇多在售花地点归还银行。1935年26个合作社麦苗借款986182元，户均29.3元；棉苗贷款总额871447元，户均27.22元，仅此两项，产销社贷款就达185万余元[10](第26页)。就贷款机构而论，"中华农业合作贷款银团"（前期为四省农民、交通、金城、浙江兴业、新华五行贷款银团）1934年小麦青苗贷款、棉花青苗贷款、利用贷款分别为20万、60万、14万元，运销贷款130万[19]。1935年"中华农业合作贷款银团"对17个产销社贷放生产款550190元，运销款533619元[20]。截止1935年6月，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共向陕西棉花产销合作社贷款146万元，占其同期该行全部农贷额30%，除一小部分外，全为棉花产销合作贷款，26个棉花产销合作社共贷款1446976.74元。泾阳一区9个产销社共贷款1142141.57元；渭南区17个产销社共贷款304835.17元。泾阳9社由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单独贷款，渭南区与"中华农业合作贷款银团"共同贷款，渭南区贷款总数在150万元以上[21] (第2、3、6页)。据估算，到1935年银行贷款总额至少在400万元以上。合作社向"中华农业合作贷款银团"贷款，该团特别优待，利息8.5厘，低于其他地区，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贷款利息一般8厘。棉农向合作社借款，利息1.2至1.5分不等。正是由于金融机关提供了大量低息贷款，才保证了合作社能够生产量多质优的棉花，同时也为合作社运销棉花准备了充足的资金，使合作运销得以进行。
收花、轧花、分级、打包是棉花运销的前期准备工作。按规定，合作社与社员订有运销契约，社员棉花收获后除一部分留用外，必须全部参加合作运销。收花业务一般由各产销社自行办理，合作社收到社员棉花后，按棉花等级，预付五至八成或全部花价，合作社所收皮花送往陕西棉产改进所指定仓库。社员缴花，或为皮棉，或为籽棉，皮棉必须为在指定轧花厂所轧，籽棉在合作社自办轧花厂轧花。各合作社一般设有轧花厂，置有引擎、轧花机和打包机（打包机由各社单独或联合购买），从事轧花、打包等业务。事实上，因轧花厂设备未周，管理不善，大部分合作社仍收皮花。1935年陕西棉产所将各轧花厂收回自办，借款省政府承担三分之一，全国经济委员会承担三分之二，分三年归还银团。轧花厂管理权转移后，拥有引擎带动轧花机和轧花数量增加，皮花色泽提高，皮衣不夹带棉籽，成本降低[11]。到1936年共有10个合作社设立轧花厂，轧花机134部，清花机13部，打包机13架，发电机9台，合作社自行轧花比例大大增加[4]。
1933年永乐社棉花运销由合作社在赞助机关协助下自行办理。棉包由口元兴转运公司从三元转运至交口，再由交口船运潼关，每担（100斤）运费4.5元。从潼关装火车运沪，由兴利公司承包，每担2.7元。合作社先向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借款2万元，到潼关后每担再借36元，除预扣火车运费、租栈、保险、预付花价等费用，每担用洋27元。棉花运到上海后一级售价46.26元，二级43.25元，三级40元，平均44.7元。少数品质低劣的棉花就地以每担17.66元售与三原花店。合作社共售棉119223斤，售价51680元，棉籽售价8172元。全部运销棉花售价平均每百斤43.35元，同期三原平均每百斤26.6元。棉籽286985斤，除归还建设厅及自己留种外，每百斤3.5元出售给棉产改进所，较本地市价高出一倍。除出各种费用，合作社共计赢余11000余元。社员缴送籽花，每百斤按8至9元计算，所有赢余提取60%作为基金，余数社员分红[2](第46-47页)，据计算，256户棉农平均每一社员因生产运销合作较当地售花多得利50元[22] (第151页)。
1934年棉统会在上海成立运销办事总处，代为各地棉花产销合作社销售棉花，陕西棉花产销社棉花运抵上海后，一般都委托运销办事总处代理销售，由合作社负责，十足付价。是年16个产销社运销棉花2.2万余担，但是因为美国实行"白银政策"，致使通货紧缩，金融机关纷纷倒闭，棉纺织业限于停顿，所以棉价跌涨失常，而且大部分未售出，各合作社大多遭受巨额损失，只有极少数合作社获利，总共亏损20余万元[5]。
鉴于1934年棉花运销出现巨额亏损，1935年变更办法，运销办事总处在西安设运销办事处，渭南设运销办事分处，与总办事处及合作社双方随时联络，以便明了市场行情。因上年合作社营业亏损，社方又无资金，无实际负责能力，所以运销处订立三种运销办法，由合作社自行选择。第一，预付一部分花价。预付社员五至七成花价，合作社将棉花集中打包后，委托运销处代其运出推销，出售后，扣除一切费用，其余按社员交花等级和数量分红。此种办法，社员要负花价涨落风险，参加这种运销方式的社员不多，主要为中等以上农家。第二，现货交易，合作社按当地市价将社员棉花十足付款购入，达到相当数量后，整批运出。这种办法合作社要负风险，而且必须略有资产，只有大荔、永乐、斗口、花源、故市等合作社部分社员采用此种办法。第三，抄庄，系合作社与运销处的特约办法。合作社根据运销处限价标准，十足向社员收进棉花，运销处按收进数量，每担付给合作社各种费用3元，合作社实际仅需1.2至1.4元，故每收一担，合作社至少可有1.6元的收益。运销处将棉花出售后，除去各种费用如有赢余，仍全部归合作社；如亏损，合作社不负责任，各合作社几乎全部采用这种方法，这样合作社在不冒风险条件下，可以充分获得运销合作利益。运销处之所以敢于承担风险，因其对各合作社限价，系根据上海运销总办事处之通知而规定，即使限价后，在棉花未运沪之前而跌价，则可向厂家现货抛出，或在交易所期货抛出，以保证价格[10](第29页)。1935年陕西棉产社运销棉花2万余担[7]，盈余21.2万元，基本可以偿还上年积欠[23]。1936、1937年棉产社沿用1935年运销办法，但运销数量减少，合作社获得一定赢余，因缺乏具体数字，不再详述。

四   总体评价
从陕西棉花产销合作社几年产销实践看，国家、合作社和棉农都获得了一定的利益，受到社会舆论的好评，特约合作专家施德兰和史蒂芬考察陕西棉花产销合作社后，认为"成绩甚属良好"[16]。具体说来，抗战前陕西棉花产销合作的贡献主要有如下几点：
第一，如上所述，优良棉种得到推广，棉花产量增加，一定程度上有益于国家经济建设。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中国开始大量进口原棉，此后逐年增加，棉花对外贸易开始出现入超，入超数量从几十万担，逐渐增加到300余万担，例如1931、1932年分别入超347万和308万担[24] (第355页)。1931年棉花入超值最多，达1.5亿海关两，约占进口入超总值30%[25]。经过30年代前期的棉花产销合作，抗战前中国生产的棉花基本上满足了国内棉纺织工业的需求，陕西棉花产销合作运动有一定的贡献。
第二，通过棉花产销合作，合作组织传播了植棉新技术。棉花产销合作社经常租借《模范农村》、《农业合作》、《棉花合作市场情形》、《棉花》、《种棉花》、《棉花运销》等影片到各地巡回放映[10](第19页)，向农民传授合作知识和种棉技术，棉农植棉在育苗、间株、施肥、打杈、除虫等方面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进。
第三，实行棉花产销合作前，棉花尚未收获时，由于农户青黄不接，需款孔急，棉商乘机预购棉花，价格较新花上市时低十余元，棉农损失尤大。自从银行发放生产贷款后，此种现象基本灭绝，而且"农村金融，逐渐活动，社员虽不敢云免除高利贷剥削，而对于高利贷之减少，已有显著事实"[17]。
第四，陕西棉商，有所谓陕帮、晋帮、巩帮等从事贩运，棉农收花后在皮花店轧花，售与花店，再由花店售与各行帮，重重转手，棉农所获无几。实行运销后，免去了商人的中间剥削，收益自然增加。据陕西棉产改进所称，1934年"因合作社利用机器轧花、打包节省开支、向银行借款利息低廉、直接运销免去商人中间剥削等种种利益，在陕西一省可替农民多得40万元" [26] (第6页)。
第五，抗战爆发后，中国华北、华中等产棉区基本上沦丧，海外交通线1942年以后基本被封锁，棉花作为重要的战略物资，极端缺乏，生产棉花的重任，主要落在西北地区，而抗战前陕西棉花产销合作为抗战时期西北棉花事业打下了基础，从而间接支援了抗战。
尽管抗战前陕西棉花产销合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缺陷也是十分明显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合作社规模过于庞大，难以管理。由于合作社社员十分分散，只得实行集权管理，但是，社员发展太快，下层组织不严，往往"有集权之形，而无其实，以至尾大不掉，管理颇感困难" [18]。例如区协作部由几个小组组成，设区协助员一至三人，其功能在承上启下，办理各组社员与社务部之间的联络工作，然而"各社之区协作部所辖组数太多，地域太大，又无有形式之组织，仅二三各自独立的区协助员，即使热心社务，亦难负责" [27]。根据合作运销原理，合作社规模宜大不宜小，规模大，开支小，效率高。但是，由于刚刚开始起步，大规模合作社除难以管理外，若营业失败，牵涉面过广，负面影响非常大。
第二，合作运销主体虽然在发生几次变化后，最终由棉统会运销办事处负责，但是由于财力薄弱，合作社本身在运销过程中没有起到主要作用，运销办事处类似棉花收购行帮，合作社类似花店，运销办事处付给合作社的费用类似佣金。正因为如此，陕西棉花运销模式遭到了学者的批评。例如有人说陕西棉花产销合作，"尚未达到纯粹的合作形态……尚不能从十足的商业形态中解放出来"[14]，所以棉花运销"最高限度亦只可做到减少一部分'行庄'的中间剥削" [28] (第109页)。虽然说这是在棉花产销合作刚刚开始时不得已而为之，而且其作用也不仅仅表现在消极方面，但是，这种模式是不符合运销合作的基本原理的，它没有真正调动棉农的积极性。
第三，合作社内部运营不够完善，存在诸多弊端。棉花运销不及时，火车办理太迟钝，不能及时运出。托人售花，消息不灵通。分级工作混乱，合作社所收棉花，棉绒长度最长相差四分之一，品级相差达三等，长、短绒棉估价往往相同，分级棉花往往不比不分级的花价高[29]。区部长为私人利益向合作社借款，职员互相推委，银行、理监事、社员互相隔膜。社员跨社借款以致引起纠纷，如此等等，不一而足[30]。
造成合作社存在种种缺陷有多种原因，合作社面临多重困难，主要表现在：第一，历史太短，缺乏经验，一切都在尝试阶段，难免犯这样和那样的错误。第二，棉农对合作运销还缺乏真正的了解，从而产生各种问题，例如社员不遵守运销契约，将棉花缴社运销，相当社员往往把劣等花缴社，优等花自己出售；合作社资金有限，只得预付部分花价，并且收取利息，社员不理解，不愿缴花，致使合作社不得不收购非社员棉花；社员对合作社缺乏信任，"稍有不如意者，极易被奸人鼓惑，掀起大波，无法制止" [30]，之所以愿意入社者，其目的仅在借钱而已；棉花分级困难丛生，合作社和社员互相抱怨，费时费力，等等。第三，社会环境不良，小贩和行帮高价收花，与合作社有意为难，并散布谣言，说合作社非为社员所有，合作社是"活捉社"等等。第四，银行放款数量还是过小而且不稳定，没有连续性，不能满足合作社开展业务。但是在有的地区却又存在银行因竞争重复放款，引起纠纷，导致社员棉花价值抵不上借款，金融机关不敢再轻易借款，合作社无款收花[27]。第五，国内棉花市场变化莫测，上海每日棉价与纽约、孟买、利物浦等国际市价相关，再加上国内政治金融的变动，国际金价的汇兑，棉纱的销路，棉产的大势，工厂的工潮等种种变数，所以棉价极不稳定，导致合作社运销容易出现意想不到的困难。
总之，抗战前陕西棉花产销合作是中国农村合作运动的一个缩影，它的绩效、缺陷和困境大体反映了农村合作运动的一般状况。从陕西棉花产销合作看，尽管还存在种种缺陷，但是它代表了历史发展的方向，因此，我们应该充分肯定其极积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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